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关于瘟疫的记载不绝于志书，史书。瘟疫，即传染病，是人类死亡的重要杀手，不但直接导致人口减少，更会引起人民恐慌与社会秩序混乱。中国自先秦起，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历经瘟疫考验，但在20世纪以前，中国并不存在由国家统一控制的医疗网络体系，医疗要素呈分散的个体分布状态，故每当大疫发生，死亡人数甚巨。如崇祯年间华北山西发生鼠疫，病者吐痰血即死，惨绝人寰，乃至“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民国时期，现代医疗制度开始被引入中国城市社会，部分地方政府组建医疗组和卫生防疫队对严重的传染病，如疟疾、痢疾、回归热、伤寒等进行防治。但由于社会动荡，战乱频发，防疫政策的实施缺乏安定的政治环境，国民政府也未能建立起全面有效的卫生防疫体系，出现“无年不疫，无省不疫”的现象。整个民国时期，我国仅法定传染病所造成的万人以上死亡的重大疫情就多达59次，全国因传染病致死的死亡率达到15%，疫死人数每年有600万之多。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卫生防疫工作在行政管理范畴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为此后半个多世纪我国的传染病防治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新中国初期传染病防疫的基本措施
新中国建立以后，面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薄弱的卫生工作局面，党和政府从保证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角度出发，逐步建立系统的卫生防疫体系，开展各种有效的卫生防疫实践工作，在较短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传染病的流行，改善了人民的卫生状况。尤其是鼠疫、天花、霍乱等曾多次袭击人类的烈性传染病初步得到了有效控制。
第一，制定“预防为主”的防疫政策。1953年12月第三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正式确定了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即“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其中，“预防为主”确定为基本的卫生方针，这不仅出于当时国情需要，也蕴含了卫生工作的政治导向。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困难重重、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医疗资源匮乏，积极从事预防工作，减少疾病的发生与传播是当时从国家实际情况出发而制定的正确方针，也是缓解医疗矛盾的不二选择。在预防为主方针的指导下，卫生部门对于天花、鼠疫、霍乱等几种烈性传染病进行了积极的防治，加强疫检，城市市民的卫生健康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第二，加强卫生防疫的机构设置和制度建设。1949年11月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12月，公共卫生局（后改保健防疫局）成立，负责卫生防疫工作。地方性的卫生防疫机构也迅速建立起来，截至1951年10月，全国共设立了8个黑热病防治所，18个寄生虫病防治所。全国85%的县份建立了卫生院，共计1865所，并以民办公助的形式建立了1498个区卫生所。在少数民族地区如青海、内蒙、新疆三地己有卫生院92所，医院24所。在农村地区，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制度在卫生资源缺乏且分配不平衡的情况下，通过群众运动得以在全国推广，被称为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共产主义的互助运动—全民性的合作医疗”。
第三，开展群众卫生防疫运动。党和政府将群众的爱国之情激发到公共卫生运动当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工作方式。如爱国卫生运动以突击的方式在城市、农村、工厂、矿山、交通线、部队、机关、学校等轰轰烈烈的进行，普遍深入地进行了清除垃圾、疏通沟渠、填平洼地、改善饮水、合理处理粪便、捕鼠、灭蝇、灭蚊、灭蚤、灭虱、灭臭虫等工作，改善了城市环境，有预防并控制了传染病的传播。据统计，长期参加爱国卫生运动的居民，在城市约占90%，在农村约占60%。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人民政府特别注重传染病防治管理工作的制度建设，并发动群众社会动员，致力于治理传染病发生和流行的环境和社会条件，努力提高医疗科学水平，使我国的传染病防治工作迅速取得了巨大成绩：50年代有力防治肺鼠疫、血吸虫病；60年代消灭天花，控制性病，成功防疫流脑，推广中医用于乙脑防治；70年代发明青蒿素用于疟疾防治，控制了布鲁氏菌和钩端螺旋体病的暴发、流行，其他多种传染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也都有大幅度下降。
二、新中国防疫第一战—察北鼠疫
1949年7月，察哈尔省暴发鼠疫，至10月24日，该地发病19户，患者34人全部死亡。在此期间，由于群众恐慌逃散，加速了疫病传播。疫情确诊后，察哈尔省提出了“扑灭鼠疫，保卫首都，保卫毛主席”的抗疫口号，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立即逐级成立统一领导的防疫组织，采取防疫措施。
第一，各级政府成立防疫委员会，高效调配医疗资源支援疫区。10月27日，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由董必武担任主任委员。当日发布命令：中午12时起，封锁张家口市区中心方圆50千米为疫区，所有车马人畜阻绝通行。根据指令，察哈尔省以及河北、山西、绥远各省和北京、天津、唐山各市也相继成立了防疫委员会，由省主席或市长担任主任委员。人民解放军派出防疫队参加防治工作，3天内由北京、天津、保定地区驻军卫生部门抽调l060人，组成16个防疫队和检疫站，协同进行对疫区的封锁。
第二，交通封锁和隔离工作得到严格执行。除中断京绥和京大段铁路外，在东起京郊，西至怀仁、大同，南起桑干河，北至内蒙古草原，东西500千米，南北250多千米的地区内建立了6道大的武装封锁线。从内蒙古草原交界处至张北康保间之边墙两线之间地区构成绝缘带，发动村内群众封锁自卫，实行村村隔离，互不往来。张家口市内公共娱乐场所、露天市场、澡堂都停止营业，学校停课。
第三，预防工作有序开展。各地派遣到察哈尔省的防疫人员(含苏方)共计470余人，当地动员组织了医务人员、干部、武装部队和民兵等共4.4万多人参与扑灭鼠疫。不到l周，在地广人稀的内蒙古及察哈尔北部城乡，预防注射了18万人，累计预防总人数达到313582人。所有的疫区村庄都挖了防鼠沟，进行了捕鼠、防鼠和环境卫生工作，建立了村卫生委员及每日通报制度，设立隔离所、化验室。防疫人员还通过广播、口头宣传、编发宣传品等形式宣传防疫知识。
由于各项防疫措施执行得较好，此次察北鼠疫很快得到控制，从11月4日起就没有新发病例。此次疫情全部疫区共9个村，发病68人，死66人。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中央直接指挥的成功防疫第一战。
三、新中国初期传染病防疫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传染病的流行程度与流行趋势是诸多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因素在传染病防控中也起着决定性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面临物资短缺，基本医疗设施和专业防疫人员极为匾乏，民众普遍贫困等基本国情，在传染病防疫应对上发挥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结合群众基础，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防疫模式。
第一，党和人民政府强大而有效的政治动员能力是防疫工作的核心。国家卫生工作方针则是社会制度的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其在“中国式卫生防疫”体系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人民政府对传染病的管理是防控的关键。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旧中国遗留的薄弱的卫生工作局面，我国政府制定了适合当时基本国情且科学合理的卫生工作方针，为防疫工作稳步开展奠定了基础。在疫情发生时，党和人民政府承担起领导者、组织者与监督者的角色，将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置于首位，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及时调整政府人员、适时发布隔离命令、拨付资金、启动高效、权威、通畅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在医疗资源有限、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动员广泛的群众政治运动，使传染病防控工作稳步前行。
第二，充分发挥群众基础，进行全民防疫是防疫工作的有力措施。人民群众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是共产党执政的靠山、智慧和力量。历史证明，走群众路线是党长期革命和建设制胜的法宝，也是党领导经验的深刻总结。新中国初期，在“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指引下，党和人民政府发动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将群众的爱国之情激发到公共卫生运动当中。从爱国卫生运动到群众血防运动都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卫生防疫中充分体现，疫病的防治是依靠群众、便利群众、发展群众性的卫生事业。
第三，传染病防疫与国家与政府形象树立直接相关。近代中国的公共卫生整体水平远落后于西方，传染病频发导致的高死亡率现象也影响了当时中国在世界中的形象，被西方列强蔑称“东亚病夫”。新中国建立的前30年，中国卫生防疫事业整体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得到世界上的认可。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阿拉木图召开会议，总干事哈夫丹马勒博士多次向发展中国家推荐“中国模式”，并将中国国家推行的初级卫生保健树立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
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特色的卫生防疫模式在一次又一次的“战疫”中历经考验并不断成熟。2020年，在新冠肺炎应对上，党和政府全力面对紧迫的疫情形势，广泛、快速而充分的社会动员，全力调动人员和物资打赢防治战。“中国式防疫”再次给国际社会留下了“面对灾难，整个中国一跃而起”的深刻印象，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在防止疫情的全球蔓延方面，中国筑起了第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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