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公开透明地把疫情防控信息资源与各国共享，牺牲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为世界各国防控疫情争取了时间。当疫情呈现向全球蔓延的势头，中国积极主动向相关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家国情怀的放大，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是“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大考”。探析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中国疫情防控治理中的国家主体性，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统筹安排
鉴于政体不同、文化不同，各国会因地制宜地进行疫情防控治理。中国疫情防控是在一种不同于西方代议制政体的中国特色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结构中进行的。民主集中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发展并接受了历史检验。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群众路线、传统国情相结合，在党和国家的生活和组织建设中运用并产生了民主集中制。这是一种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同时也是我国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适应中国这个超大型传统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需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民主集中制建党建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党的八大把“民主”和“集中”高度有机统一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所在，“这个制度已经在我国过去几年的历史中表现了它的优越性”。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指出，“（民主集中制）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做某一项决定，可以立即实施”。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指出，民主集中制“是科学合理而又有效率的制度”。民主集中制政体的国家政权有能力保障国家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切实有效地应对和化解当今各种风险和挑战。
疫情发生后，没有特效药和疫苗，在中央统一部署下，1月23日，湖北省省会武汉市宣布封城来阻击病毒。几乎与此同时，全国30多个省份宣布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军队和各省派出多梯队的重症医学专家、医疗救治队驰援武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和方舱医院神速竣工，各类疫情防控物资全国统一调度。同时，对全国所有的城市社区和农村村组进行封闭式管理，基层公务员、医务人员、社区工作者、村组干部和志愿者统一行动加入全国整体防控战，实施最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
制度释放的潜能是巨大的，这种统一高效的整体防控措施很快有效地遏制了新冠病毒的传播。前不久发布的《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指出，“中国采取了历史上最勇敢、最灵活、最积极的防控措施”，为湖北以外的地区和世界各国赢得了准备的时间。
家国情怀文化中的集体应对
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疫情。这种民主集中制下有组织、有领导的集体主义防控方式的实施，与中国传统家国同构文化中特有的勇于牺牲、勇于奉献的家国情怀分不开。在疫情防控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这次疫情对个人、家庭、国家、人类的威胁，迅速将中华民族特有的家国情怀激化放大，凝聚成为中国特色的集体行动去战胜病毒、保家卫国。
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种个体、家庭与国家血肉不可分割关系的观念，是一种集体生存法则，是一个经历了人世间天灾人祸、国破家亡深重苦难的民族经过千百年思维沉淀而成的集体本能。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集体主义精神，家国与天下是个体境界不断提升的奋斗和奉献目标。精神有了归属，生命就有了意义。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华民族个体奋斗和奉献的法则。为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成为个体严肃而崇高的历史担当。保存集体，个体才能生存。尤其在民族面临危机时刻，这种集体主义的、积极向上的家国情怀就愈加凸显。近代以来，现代民族国家成为家国情怀最重要的载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的需要使家国情怀更加渗透于民族大众的心田。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比较目前中国和西方主要国家疫情防控的方式，中国家国情怀基础上集体主义本位应对方式较之个体主义的优越性愈发凸显。千百年来形成的家国情怀包含了一种深沉厚重的集体理性，为了国家和社会共同体的长远发展，牺牲和克服一些个人的、眼前的利益是值得的。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公开透明地把疫情防控信息资源与各国共享，牺牲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为世界各国防控疫情争取了时间。当疫情呈现向全球蔓延的势头，中国积极主动向相关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家国情怀的放大，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认为，中国实施了极严格的防控措施，中国人民以牺牲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的方式为全人类作出了贡献。
国家主体性与国家治理
国家主体性具体表现为国家的历史性、自主性、目的性和创造性等主体属性，不同的国家治理范式后面隐藏的是不同的国家主体性。西方国家的治理范式理论上是一种后现代语境中推崇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与治理社会化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踢掉梯子”，对西方国家自身治理现代化的真实历史进行解构，抹杀国家及政府在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这种带有民粹主义倾向的“多中心”或“无政府的治理”的治理范式，是一种个体经济人本位的社会中心论范式，强调去政府化的社会治理。一方面，这使不少后发国家丧失其国家主体性，误导了其现代化的进程，出现了众多无效治理和失败国家现象。实际上，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关键是建构有能力的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并对社会进行有效治理。另一方面，这也直接造成了当今西方一些主要国家自身的低效治理，西方治理的“衰朽”也导致了其“找回国家”思潮的反弹式兴起。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强国家，国家及其能力历来就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因素，中国现代化是继承和创新传统基础上的文明复兴。西方治理理论传入中国后，由于历史传承和现实需要，转化成为具有国家主体性的国家治理势所必然。民主集中制是治理的制度框架，家国情怀是老百姓认同这种国家治理的文化和心理基础。所以与西方治理范式不同，中国的国家治理是具有国家主体性的集体本位的政党中心主义范式，即政党有使命、国家有能力、社会有保障、人民有担当、民族有希望。这种国家治理范式适应转型时代的需要，具有高水平的治理效能，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自信。
不可否认，在疫情防控初期也出现过一些失误或不足，比如个别地方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严重，社会舆论、专业建议传递渠道不够通畅等，这导致有关政府部门初期防控不力、延误了检测和治疗。痛定思痛，要一以贯之地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依法治国进一步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进一步焕发社会活力和保障人民群众的个人权利。尽管短期内中国经济会有损失，但经过现在统筹抗疫和经济发展的努力，从疫情中恢复过来后，中国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会变得更加强大。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强国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XZX：18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西南财经大学77779193永利(中国)有限公司高卫民郑娜）
原文链接：中国社会科学网：疫情防控治理中的国家主体性
